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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五月五日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幕，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这就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报告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向全党正式提出由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践线而斗争。”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报告时，还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一低潮一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一保守一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从五月八日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天的大会发言，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图为大会闭幕式上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中央领导同志，左起：林彪、康生、张闻天、董必武、彭真、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朱德、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
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做了检讨。事前，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究竟怎样来做这次检讨，周恩来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
一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曾说：他们不忍心看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他从五月十日起，开始进行认真的准备。
当年帮助周恩来整理检讨发言的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准备一个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
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
“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陈云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说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身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
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
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前，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后，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
“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这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尽管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仍力求把问题想通。
他在检讨发言中说，促使他重新来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问题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
“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
“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
而过去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他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条件，就是我国农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农业了，而不是个体经济的农业了。从个体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五亿多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战胜人们担心的各种困难，在农业战线上获得人们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有右倾保守观点的人，只见物不见人，忽略了这个决定性的条件。”
几天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又强调了这几点原因，并且说：“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而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地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周恩来在发言中还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几点意见，强调今后要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指示。
五月二十三日，大会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莫斯科会议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
随后，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要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人参加书记处的原因是“以便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
六月十六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增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这时，周恩来的处境是困难的。然而，他服从党的决定，继续挑起这副担子，艰难地前进。
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造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的状况。党的干部中又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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